解码汉字承载的中华文化基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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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看着这些古文字好感动！”“汉字文化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。”“从镌刻历史‘骨相’的殷商卜骨，到笔书民族气韵的淋漓翰墨，借由汉字，我们得以相识。”四川成都博物馆日前推出的“汉字中国——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”特展人气火爆，观众好评如潮。开展至今，参观人数近40万，其中年轻人占比高达80%左右。

　　此次展览由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，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、四川省文物局、成都市人民政府、成都市文物局、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办，成都博物馆策划实施。展览汇集全国40余家文博机构的220件文物，其中一级文物70件，珍贵文物占比达90%，是成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格最高、珍贵文物占比最大的展览。

　　文明溯源

　　“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古老文字系统，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。”成都博物馆馆长任舸说，此次展览分为“源”“远”“流”“长”4个单元，系统梳理汉字发展的历史脉络，生动解读汉字承载的文化基因，让观众通过汉字感受中华文明的悠久璀璨。

　　新石器时代，先民们将对万物的感知、观察与思索抽象为丰富多样的刻绘符号，形成汉字的源头。在第一单元“源——萃图成字 礼序乾坤”，一枚距今约8000年的刻符龟甲引人注目。它出土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，其上刻画的符号与甲骨文中的“目”字极为相似。贾湖遗址是裴李岗文化早期典型遗址，遗址内共发现17例刻画符号，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汉字源头。贾湖契刻与比它晚四五千年的殷墟甲骨文有不少相似之处，皆以利器在龟甲、骨器上刻画而成，且内容都与占卜相关。

　　“到了商代，汉字已走过漫长的‘童年时代’，形成了体系完备的甲骨文，这是迄今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成熟文字。”此次展览策展人、成都博物馆策划研究部主任魏敏说。展厅中呈现了一组商代甲骨，涉及祈雨、田猎、祭祀、征战等内容。

　　除了甲骨，商代青铜器上也会镌刻铭文，被称为金文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小臣方鼎是商代晚期祭祀用具。器内壁铸铭文4行22字，记叙了商王近臣受到赏赐，作鼎祭享已故的父亲太子乙。

　　西周时期，金文渐兴，内容多是颂扬周王室及贵族的功绩，或记录分封、祭祀、战争等重大事件。西周金文承袭自甲骨文，字体更加规整、稳定，风格更加雄浑大气，与周人的礼乐文化高度契合。周天子常将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赏赐给各地诸侯，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也常以有铭青铜器为载体，汉字由此在中华大地上实现大规模传播，促进了思想、文化的交流和族群融合。

　　西周格仲簋、折觥、三年兴壶、四十三年逨鼎……这些青铜重器上的铭文蕴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。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出土的史墙盘是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的国宝级文物。此盘体形巨大，腹和圈足分别饰凤纹和兽体卷曲纹，底部铸有铭文284字，铭文前段颂扬西周文、武、成、康、昭、穆、共（恭）七代周王的功绩，后段记叙微氏家族高祖、烈祖、乙祖、亚祖、文考和作盘者六代人的事迹。墙盘所记述的周王政绩与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中的内容高度吻合，关于微氏家族发展史的内容不曾见于已知的文献，填补了西周国史微子家族的一段空白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
　　春秋战国时期，汉字朝着简易化、大众化方向发展，除金文外，还出现了简帛文、货币文、玺印文等，不同地区的文字带有鲜明的地域特点。

　　河北省平山县出土的中山王圆壶是著名的“中山三器”之一。中山国是战国时期位于燕赵之间的一个小国，在列国的纵横捭阖中曾扮演重要角色。此壶腹与圈足皆有铭文，腹部铭文59行、182字，除歌颂先王的贤明外，还大加赞扬相邦马赒的功劳。铭文字体修长，结构匀称，笔划刚劲洗练，是晋系文字的代表。

　　文以载道

　　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，下令以秦小篆为全国统一书体。“书同文字”政策的实行，保障了秦法在广阔疆域内的施行，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础。

　　展柜里这尊春秋时期的秦公钟，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杨家沟太公庙村。钟体呈合瓦状，甬上饰4条小龙，龙体相互缠绕，舞部饰变形夔龙纹，鼓部饰两对凤鸟。钟上铭文共86字，主要记载了秦襄公被周王赏宅、授国以及文公、静公、宪公治国兴邦的业绩，铭文书体为春秋初期秦篆的典范。专家研究发现，秦公钟铭文为刻铭，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刻铭铜器。

　　铸造于公元前221年的秦诏版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重要物证。诏版正面以秦篆阴刻40字，记叙了秦始皇统一天下，下诏要求全国推行统一度量衡制度。这枚诏版为研究秦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及秦篆提供了珍贵史料。